普罗沃德尼科夫、莫利纳发布会图

因为人们也可以通过印证法律来拒绝过高要求和对抗社会压力[12]。

内容提要: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几点认识：(1)治国理政，发展是第一要务，稳定是第一责任，依法办事是第一要求。正因为如此，处于领导地位的党，如果没有自制与它制，就容易凌驾于宪法、法律之上，游离于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等国家权力之外。

[6]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的教训，让我们深刻地感受到，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其中应包括怎样管理社会主义国家权力的内容。在封建时代，国家权力实行的是管理与自我管理并存的模式，神授君权，君驭臣，臣牧民。[11]详见党的十七大报告。在行政法制领域，要有限制地建立程序违法即不得重新作出行政行为的制度，以树立程序法制的权威，鼓励行政相对人对违反法定或正当程序的行政主体申请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基本方略的确立，是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对怎样科学地管理国家权力这个基本问题作出的积极回应。

第六，科学配置权力的根本途径是进行政治体制改革。针对不利于发展的主张、不利于稳定的举措，一个硬字，充分表明发展的道理、稳定的任务不容置疑、不可动摇、不能克减。中世纪经院学者认为法是神的意志。

因此，不难理解，即最高级别的联邦法院的司法实践对法学方法的意识也非常有限。这些问题涉及法律与道德的关系、法律命题的逻辑属性（描述性的或规定性的）、审判独立于政治的可能性以及与有组织的力量（organizedforce）之间的区别。他们提倡霍姆斯的重经验轻逻辑、法律预测说及自由法学上的活法说，同时吸取一些非理性的心理学法律观，强调执法行为尤其法官行为就是法。法学方法有利于法治国家属性的实现。

这也意味着，要防止司法披着解释的外衣篡夺立法的功能。更为重要的是，某一法学思维范式一旦唤起较多法学家的同一理论思维趋向，在或长或短的时期内，经过这些人群内部的相互切磋、整合和加工提炼，外部的批判与订正、认同与补充，以及时间与空间的考验，往往就要凝聚成为一股强弱不等的法学思潮。

现代解释学的理论也证明，任何解释或理解都包含了对前见的解释或理解。（2）按照中观的法学方法论，法学方法应有利于权力分立，也就是国家权力的分配及其透明度。而E.艾利希和H.康特洛维奇的自由法学则转向法官的行为而突出活法。［1５］１１０有鉴于此，在法学与美学之间开拓一条适宜的、自然而然的融合渠道确实有待于时日。

两者虽存在性质上的共同点，但对象范围不一样，各自有其相对独立性。它们相互提携与促进，并不存在谁指导谁的关系。二是守法的社会学研究和法律发展的政治、经济或历史影响等因素的研究，处于纯粹法学的范围之外。这是指在立法、执法、司法运行中采用的方法，包括法律程序和法定的技术规程，其共同特点是具有操作性。

就是说，任何一种法学方法都不是主体随心所欲杜撰的产物，或者是借鉴前人和外域的成就，或者是经过潜心总结实践经验之体悟而形成的。第二阶段，以J.边沁、A.奥斯丁为代表的英美分析法学和德国实证主义法学（概念法学）。

因为这种方法适用于看待万事万物，所以也适用于法。至于比较法分论应如何确定，则属尚待解决的问题。

从本来意义上说，法理学就是纯粹以规范或法律本身为对象，而不与以别的内容为对象的学科相混淆的学科，特别不能与交叉性学科相混淆。围绕这样的宗旨，客观上就要求将法与国家政策密切结合。经济分析法学思潮直接创建了法经济学。为了达到这样的目的，法学方法论最终要求在用以判决的前提（法律和规则）与法官的推论之间存在一个可检验的推导关系。法解释并不等于法学方法，但它所涉及的诸如为什么需要解释，解释什么，怎样解释等，却与方法问题密切相关。再从规则的外延上说，法律是最低限度的道德，而道德调整的范围要比法律宽泛得多。

法学思维范式的内涵有以下三个环节：（一）法之前见（preconception）法之前见，即法学研究主体已形成的法律观，其中主要是法的本体与价值上的见解，以及由此而对自己选定主题的基本思考。事实上，在理论法学诸学科中最能使人动情的法美学，不论在国外与国内，都曾有人予以提倡和赞许，但它却长期处于步履维艰的状态，迄今只有一些启示性的想法和零碎的观念［1５］10９-1１０。

这种情况在美国综合法学代表人物E.博登海默撰写的《法理学—法哲学及其方法》一书中就有所表现，他在书名中就把法理学与法哲学等同起来。法社会学在法国、斯堪的纳维亚与美国等地区拥有极大的优越地位。

侧重于今天，而不限于传统。第三阶段，20世纪的原有两大派别即奥地利H.凯尔森和A.维德罗斯及J.孔兹等德国学者倡导的纯粹法学或规范法学，英国的H.L.A.哈特及J.拉兹等倡导的新分析法学。

这里，可以简要地把它们概括为以下三类：（一）纯粹法理学如上文提到的，在法理学形成之初（从奥斯丁到凯尔森），它就已被赋予确定的内涵和外延，是后人将其弄得不伦不类、面目全非的。以理查德.A.波斯纳为代表的法律经济分析学说现已被学界广泛采纳，但它根深蒂固的劫富济贫的功利主义情结，以及把经济分析模式运用于一系列广泛的法律问题，包括性关系和收养等问题，也遭到来自各方的指责。它所形成的学科，便是法政治学。到目前为止，这股历史最为悠久而又较强大的思潮先后缔造了法哲学与法伦理学两个学科。

但笔者以为，在整体上，理论法学的前提性问题（包括法学思维范式、法学思潮及相关学科之间的关系)需要更引起重视。这最先归功于奥斯丁与凯尔森。

五、结语刚刚提到的关于理论法学前提性的几个问题，可以说均属宏大话语。任何人都只能在规则的范围内尽力而为。

尽管更新过的法社会学变成事实科学式地澄清法律条件之方法的中心，并且可以整合法律史与法比较的结论［1３］，但每个学科仍应坚持自己对象的特定性。最终，杰出的社会学家M.韦伯完善了德国社会学法学体系。

国家机关根据这些规则对待任何人。但要说明的是，这里讲的法哲学具有特定的含义，处于许多问题的交汇点上。欧洲社会学法学思潮直接以A.孔德的实证主义社会学为理论基础，在其发展过程中，法社会学家的功绩甚为突出。而某一法学思维范式一旦唤起较多的法学家的同一理论思维趋向，往往就要凝聚成为一股强弱不等的法学思潮。

此范式指导和决定着问题、数据和理论的选择，进而形成一种学科。大体上可以这样说，即最近20年法人类学才进入学术界的视野。

但其成长的气势却异常迅猛，短短的几十年间便变成实力强大的法学思潮，其矛头直指分析实证主义传统。就像美国学者托马斯?库恩（Kuhn）在《科学革命的结构》（1962）一书中所提出的：一个范式是一个格式塔［1］101-102，一条看世界的道路，一种表达，一幅图画，一种方法，一种总的理论，或者对实在的基本性质的叙述。

关于法律、法律职能和目的的思想乃是政治思想的天然继续，因此，我们发现，若干最早的关于法律的哲学探讨发生在政治思想领域里。实际情况是，每位学者缘于具体处境、机遇及种种偶然因素，在其主观上会形成彼此相异甚至对立的反应和成见。